祠堂里的学校

何伟之

日本皇军在1941年12月17日占领槟城的时候,我正好一岁半,经过3年8个月的苦日子,日军终於在1945 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,那时我已是稍懂事故的小孩。母亲说,日本攻打槟城的那天,敌军机群轰炸不远处的社尾巴刹,轰隆的炸弹爆裂声和吵杂呼喊声此起彼落,大家惊惶的一古脑跑到街上,看着日本机群投弹后向远处飞去,一时把我留在家里楼下客厅的床上,回过神来才回头把我从屋里抢抱出来。

日军占领槟城不久,弟弟出生,亲友们都管叫他“日本仔”。在那段时间里,一家四口跑到郊外的甘密山区避难,住在没水没电、贫困流离的日子,亏得爸妈让两个孩子三餐无忧,也算是受到老天的眷顾,最后熬过战乱的动荡。

战后的残破萧条、百业待兴,使抗战胜利的欢愉变得昙花一现,每日三餐夜求一宿这些现实,无情直逼而来。爸爸后来在北海乡下谋得一份差事,就是筹备设立一所小学。和平之后的马来亚各个乡镇,英国人还来不及完全恢复战前的秩序,创立学校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,只要有热心的地方领袖成立了董事会筹划经费,校址和教师找齐了就可以向地方掌管教育的机关申报开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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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是借用占地四个店面的老建筑,它是战前建好楼高两层的江夏堂黄氏宗祠。爸爸找来同学做校长,自己出任教务长,妈妈是教师。祠堂中间的前方部分有个大天井,往里坐落的是高及天花板的庞大祖宗神龛,上下整齐排列着列祖列宗的牌位。祠堂的两翼及楼上辟为教室与教员宿舍。记得学校没有雇佣校工,校长和教务长轮流按时敲打上下课钟,教师和学生都有值日任务,负责课室内和课室外的清洁卫生。
因为跟随着在外教书的爸妈,我虽未到学龄,也在一年级的班上跟着大伙上课,成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。再来是战事的耽误,以及乡下劳力短缺需要孩童帮忙务农,学校刚开学时,也有十五、六岁的儿童上一年级。开学在即,共开了三班一年级。后来爸爸在中华民国驻槟榔屿领事馆,好不容易领到一大张孙中山先生遗照海报,下方附有“国父遗嘱”,悬挂在学校的“礼堂”。

印象最深刻的,是爸爸在每星期一开周会时,领唱“三民主义,吾党所宗… …”的“国歌”,并朗声念出国父遗嘱,“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… …”,然后向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和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,俨然身在中国属地,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。长大之后,才知道这种周会的进行仪式并不是爸爸的学校所独有,有些学校甚至挂有蒋介石总统的戎装肖像。人们对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侨向心多有误解,以蓝红辨别国民党与共产党。其实,当年海外孤鸿心中只知有中国,不知有国共,爱国而已。images

几年之后,祠堂里的学校已经开了七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初小阶段教育,也启用了刚落成的校舍。完成初小课程之后,有意继续五年级高小教育的学生就得到北海市区或大山脚去。我念完初小四年级时,年方九岁,父母不放心我弱冠独自在外,被逼留校作“留级生”。后来为了考虑我的升学需要,爸妈翌年效法孟母三迁,转到吉打双溪大年教书,我也就地继续上小学五年级。六年级小学毕业后面对有限的选择,爸妈就让我投靠外婆在槟城念中学。 (转载自2014年7月2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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